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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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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治中

簡介

張治中(1890~1969),著名愛國將領,原名本堯,字文白。安徽巢縣(今巢湖市)黃麓鎮洪家疃人。黃埔系骨干將領,原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領導人之一。
辛亥革命後,在上海參加學生軍。1916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1924年後,任黃埔軍校學生總隊長、軍官團團長。1926年參加北伐,1928年後,任國民政府中央軍校教育長、國民政府第五軍軍長、第四路軍總指揮、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參加中日淞滬會戰。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1945年,調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兼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前後,任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其間營救了被盛世才囚禁於新疆的一批共產黨員回延安。1945年8月27日,張治中代表國民黨當局去延安迎接毛澤東到重慶談判,張治中作為國民黨談判首席代表,為《重慶談判紀要》的簽署作出了貢獻。1949年4月,張作為國民政府談判代表團首席代表,率國民政府代表團赴北京與周恩來為首的中央代表團談判。當和平協定被國民黨拒絕後,張治中留在北京。6月,張治中發表了《對時局的聲明》,宣布脫離國民黨陣營,投向人民陣營。9月,致電陶峙岳將軍和新疆包爾漢主席,促成新疆和平解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等職。1969年4月6日在北京病逝。張治中一生為和平而奔走,被譽為“和平將軍”。

張治中 -重要經歷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在揚州參加反清起義。
1916年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到廣東參加護法運動。歷任駐粵滇軍連長、營長、駐粵桂軍總部參謀、師參謀長和桂軍軍校參謀長等職。
1924年6月任黃埔軍校學生總隊長、軍團團長,同時兼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師參謀長,廣州衛戍區司令部參謀長等職,與中國共產黨人周恩來惲代英密切合作,結成深濃友誼。
1926年7月參加北伐戰爭,先後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副官處處長、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教育長等職。
1928年7月後歷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訓練部主任、教育長,同時兼任教導第二師師長,參加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等的戰爭。
1932年1月兼任第五軍軍長,率部參加上海“一·二八”之役,曾予日軍以沉重打擊。
1936年,西安事變中主張和平解決。
抗日戰爭爆發後,張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兼左翼軍總司令,參加上海”八·一三”抗戰。
1940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兼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
1945年5月在國民黨六大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常務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國民黨政府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曾營救過被盛世才囚禁於新疆的一批共產黨員回延安。
1946年1月代表國民黨參加軍調處三人小組,主張和平解決國內問題。
1949年4月任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國共產黨代表談判,雙方議定了《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此協定遭國民黨政府拒絕後,他毅然留在北平,並發表《對時局的聲明》。
1949年9月,應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新中國成立後,歷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等職,對促進民族團結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貢獻。
1969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著有《張治中回憶錄》等。

張治中 -重要事件

唯一敢對毛澤東蔣介石都多次直諫的人
   張治中將軍是國民黨政壇上一位獨樹一幟的人物,他在國民黨內長期身居高位擔任過多個要職,但一直信守不對共產黨放一槍一彈的承諾, 毛澤東稱贊其“專做好事,做了許多好事”。張治中是三民主義的真誠擁護者,又是一位敢於犯顏直諫的人。他曾多次以口頭或書面意見的形式,對蔣介石作逆耳之言。但盡管如此,直到1949年,蔣對他一直是濃愛有加。新中國成立後,他又先後四次向毛澤東直諫,成為唯一敢對毛澤東與蔣介石均多次直諫的人物。
  在和蔣相處的25年中,張治中對國民黨內“群僚百工,中於明哲保身之毒,只求祿位之保持,不圖事業之推展”的現象深惡痛絕,曾多次就政治、軍事、經濟等各種問題,當面向蔣提出意見,甚至發生爭論,可謂蔣氏諍臣。張治中還多次上書蔣介石,陳述意見,其中有三次長達萬言。
  一次是1941年3月2日,張治中就“皖南事變”的影響,向蔣介石上萬言書,痛陳對中共問題處理的失當,力主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第二次是1945年11月,鑒於蔣介石積極准備發動內戰,張治中自新疆給蔣介石再次上萬言書,主張用政治方式解決中共問題,反對重新挑起內戰。第三次是1948年夏天,解放戰爭戰略決戰前夕,張治中已看到蔣家王朝必然失敗,但出於對蔣的忠心,明知其不可為,仍然作最後的進言,又一次向蔣呈上了一封《對當前國是之檢討與建議》的萬言書。
  在《對當前國是之檢討與建議》的萬言書中,張治中不惜冒丟烏紗帽甚至掉頭顱的風險,對國民黨執政以來的各項保守政策予以嚴厲批評,並將之歸咎於“領袖"本身的領導失當、獨斷專行,指出若干年來“總裁”對國民對干部所發表的文告與訓示,“多偏重於抽象之說教,絕少關於具體之現實政策”,甚至在文中有蔣“為世界各國領袖中脾氣最壞之一人”等語。
  蔣介石在大陸執掌政權期間,大權獨攬,小權亦很看重。蔣介石兼職範圍之廣,令人瞠目結舌。最高峰時蔣介石身兼27個要職!除陸海空三軍統帥職務他始終牢牢抓住、非己莫屬外,中央農民銀行理事長他要兼,新生活運動委員會董事長他要兼,連童子軍總司令他也要兼……對此,蔣麾下文武幾乎均熟視無睹,甚至有些趨炎附勢者,竟拍手叫好。劉繼興研究中發現:惟有一人,堅決反對蔣介石兼職過多,此人就是張治中。
  抗戰初期,張治中改任蔣的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他想方設法促使蔣減少兼職,以提高工作效率。張治中到任未幾,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纘緒因諸多劣跡遭地方實力派驅逐而下台,蔣介石乘機要自己填補真空,張聯合多人表示異議,力陳兼職之弊。蔣不聽,並大言不慚地表示:“沒有人能任。”張笑道:“您手下不乏將相之才、封疆大吏,何愁沒人?”蔣固執己見,但到成都(省政府所在地)兩次,就領教了地方勢力的手段,他們一致排外,很難對付,
蔣介石遂辭去四川省主席兼職,交其重要謀士張群繼任。
  滇緬公路打通後,需要在國民政府軍委會下設置交通運輸管制局來管理,在組設機構 [2]的簽呈上請示局長人選時,蔣介石又批了“自兼”二字。張治中則認為,最高統帥兼交通運輸管制局局長太不成體統,遂簽署意見:“請以參謀總長何應欽兼任。”張治中對何直言:“您如不願兼,委員長就要自兼,這不成體制,請您勉為其難,為領袖分勞分憂。”何應欽無言以對,被迫答允。這樣,蔣介石總算又少了一個兼職。
  1949年4月,張治中任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國共產黨代表談判,雙方議定了《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此協定遭國民黨政府拒絕後,張治中棄暗投明,毅然留在北平,並發表《對時局的聲明》。同年9月,應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等職。

“一·二八”首戰淞滬:決心戰死沙場


  張治中1890生於安徽巢縣洪家疃。16歲那年,他滿懷夢想,懷揣著母親七拼八湊籌來的24塊銀元,獨自踏上了外出闖蕩的路。 離家遠行前,母親要張治中咬口生姜喝口醋。這句在安徽洪家疃村流傳著的古訓,寓意在人生的歲月裏,只有承受所有的苦辣辛酸,歷盡艱苦,才能成人立業。
  邁出了人生第一步的張治中並沒能如願在安慶考上陸軍小學,迫不得已在安徽當了預備警察,後在揚州進入警察教練所。
  辛亥革命爆發後,一心救國的張治中投身學生軍。1912年,他進入陸軍第二預備學堂,1916年,他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到廣東參加護法運動。1924年,時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聽說張治中是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優等生,便邀請他到黃埔出任第三期入伍生總隊代理總隊長,授銜上校,自此, 張治中傳張治中逐漸步入國民黨高級軍官行列。
  1932年 1月28日深夜,駐滬日軍借口一名日軍士兵失蹤,向上海第十九路軍發起猛攻。以蔣光鼐為總指揮、蔡廷鍇為軍長的十九路軍主動回擊,“一·二八”淞滬抗日的戰幕慘烈揭開。
  此時,身在南京,時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的張治中心急如焚,他認為:“中央部隊散在各地,而因蔣下野,群龍無首,一時未易集中。”同時,他對十九路軍的處境十分清醒:十九路軍單獨在滬作戰,孤軍決不能久持,應該予以增援。
  2月初,蔣介石在浦口會晤張治中。張治中向蔣介石請戰:“我們中央的部隊必須參加淞滬戰斗才好,如果現在沒有別的人可以去,我願意去。”
  蔣介石馬上讓何應欽調動散駐在京滬杭的第87師、88師、中央教導團,合編為第5軍,任命張治中為第5軍軍長兼第87師師長,率部開滬參戰。
  2月16日,在淞滬抗戰第19天後,張治中奔赴戰場。在出發前的15日深夜,他起身開窗戶、面向故鄉寫下一封遺書:“正是國家民族存亡之秋,治中身為軍人,理應身赴疆場荷戈奮戰,保衛我神聖領土,但求馬革裹屍,不願忍辱偷生,如不幸犧牲,望能以熱血頭顱喚起全民抗戰,前赴後繼,堅持戰斗,抗擊強權,衛我國土……”
  現年95歲的張素我回憶說:“父親是決心戰死沙場,以誓死的決心走上抗日前線。”第二天出發前,張治中把這封遺書交給了摯友陸福廷。
  張治中在回憶錄中對寫下遺書解釋得更為深入,他說:“我知道,一個革命軍人首先要具有犧牲精神,而犧牲精神又必須首先從高級將領做起。”
  自2月18日率第5軍進駐劉行鎮,接替十九路軍部分防地開始,直至5月5日上海停戰協定簽訂,張治中率軍經歷了數十次大小戰斗。廟行一役將日軍第九師團和久留米混成旅團的精銳殲滅殆盡,廟行、江灣間,敵屍堆積如山,達三四千具之多。中外報紙也一致認為,此役是滬戰中中國軍隊戰績的最高峰。
  多年以後,張治中回憶起這次生平參加的第一次反抗外敵之戰時說:“這一役犧牲是應該的,生還算是意外的了。”

1937年再戰淞滬:急召女兒歸國救亡


  1935年, 20歲的張素我獨自登上了一艘輪船赴英國留學。此前,她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學生,還沒有畢業就離開了這所聲名赫赫的學校。沒想到的是,兩年後她再度肄業,回到了戰火中的祖國。
  1937年,“我還沒有畢業,父親就發了多封電報要我回國。”張治中告訴女兒,此時的中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你要迅速回國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當中去。
  張素我回憶起當時的感受說:“我想怎麼也得讀完我的學士學位再回來。可是我父親一定讓我中斷學業,回來參加抗戰。”
  1937年的8月,張素我中斷學業回到中國,迎接她的不是父親慈祥的笑臉,而是空前慘烈的淞滬會戰。
  “來接我的人說,你爸爸現在在蘇州那裏准備戰斗了,要到前線去了,你趕快到蘇州去看一眼你爸爸。”8月11日,張素我在蘇州見到闊別兩年的父親。“父親叮囑我速回南京幫助母親,照顧好弟弟妹妹。當天晚上他便率部赴滬作戰。”次日,張素我到了南京,家裏也知道父親要上戰場,“但沒想到第二天,上海就變成了戰場。我在南京待了兩個多星期,母親決定和我帶著弟妹們一起遷往安徽老家”。
  從1937年8月13日到9月23日,張治中不分晝夜指揮大戰,以致體力疲憊至極,加上因戰局不利遭到蔣介石的指責而精神苦悶。張治中決心致函蔣介石辭職,含淚告別將士離開了戰場。
  張素我對父親的苦悶記憶猶新,她說:“父親辭職以後也回到了安徽老家。他很苦悶,每天都很晚睡覺,把喜歡看的古書拿了出來看。”

反內戰:向蔣介石四上萬言書


  “父親曾經說過,在蔣介石面前肯說話和敢說話的人很少,而在軍人當中,父親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說話的一個了。”現年81歲的張一純對本刊記者說。 張治中從1924年開始追隨蔣介石,在長達25年的時間裏,他除了在經濟、軍事等方面多次提出意見,更是為國共關系問題與蔣介石有過爭論,還曾四次向蔣介石上萬言書。
  第一次上萬言書是“皖南事變”爆發後的1941年3月2日。張治中向蔣介石痛陳對國共問題處理的失策,“父親認為這是招致兩黨破裂的開始,關系甚大。”張治中在萬言書中建議:“為保持抗戰之有利形勢,應派定人員與共黨會談,以讓步求得解決”,“若猶是聽其拖延,其結果將對我無利而有害。”對此,張一純說:“可惜,蔣介石並沒有接受父親的建議。”
  第二次是1945年11月,國民黨當局正在為發動內戰做准備。張治中再寫萬言書,托人帶給蔣介石,力言對國共問題採取政治方式解決是獨一無二的途徑,反對重起內戰。他在萬言書中說:“我國經八年之長期抗戰……民窮財盡,無日不在水深火熱之中。……倘戰爭再度爆發,必益增人民之痛苦,違反人民之願望。”
  第三次是在1948年5月5日,此前的5月1日蔣介石和李宗仁分別當選為總統、副總統。張治中給蔣介石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指出大局已經到了最嚴重的階段,提出補正之道是:執行親蘇政策、和共政策、農民政策、改革土地制度。蔣介石對這封信很重視。5月 12日,張治中就收到了蔣介石的回電。蔣在電文中說:“來函與意見書今始詳閱,應再加研究後另行電告。”但是,此後再無下文。
  第四次是在1949年。張一純說:“1949年參與北平和平談判時,父親還給蔣介石寫過長篇改革建議。”此前,張治中在溪口勸蔣出國未成,在北平更是感到蔣介石留在國內是對和平的最大障礙,所以在萬言書裏痛陳利害。張治中後來回憶起這最後一封萬言書時說:“不知蔣介石看後反應如何,但事實已經說明他是不會接受的。”

促成《觀察》被捕人士獲釋


1948年12月,蔣介石親自下令查封由儲安平創辦的《觀察》雜志,並逮捕《觀察》工作人員,這就是著名的上海“《觀察》事件”。此後,各界多方奔走,要求當局釋放《觀察》被捕人士。次年元月,李宗仁代理總統,派張治中到上海請黃炎培出面進行和談。黃提出釋放被捕《觀察》人士。張治中回南京後李宗仁電囑上海警備司令部開釋。後由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先生親自出面,保釋了包括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的笪移今與美術家朱宣鹹在內的數位《觀察》進步人士出獄。

張治中為彭德懷申冤信被周恩來扣住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張治中的家也受到了衝擊。在張治中家最艱難的時候,周恩來出面保護了他們一家,“1966年,周總理把我父親送到解放軍總醫院,改名叫林友文,不讓我們家屬去也不讓通電話。據說借此機會同時保護了不少國民黨高級將領。”張一純印象中的父親從此很沉默,也不說話,但是他的健康卻被這種郁悶的情緒所吞噬。
  在生命的最後三年,張治中每天晚上問兒子張一純“文革”的情況,“問我誰被打倒了,誰被抄家了”。
  聽說彭德懷被打倒,張治中寫信給毛澤東,聽說劉少奇被打倒,張治中也寫信給毛澤東。“彭德懷被打倒後父親寫的這封信,我印象很深。他寫了1萬多字的信為彭德懷講話。他在信裏講彭德懷的生活非常簡朴,對自己非常的嚴,洗臉水都不倒掉,留著接著洗腳。彭德懷非常艱苦朴素,他絕對不會反對您老人家。”
  然而,張治中寫的這兩封信都被周總理壓了下來。“信寄到了周總理手裏,周總理就派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高登榜來廣東找我父親。高登榜看到我父親就說,周總理讓我轉告你:‘你寫的信主席收到了,你現在的任務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來辦’。這個事是周總理壓下來了,實質上是保護了我父親。”張一純回憶。
  除了寫信,張治中還曾經面諫毛澤東。“十大元帥要是都沒了,主席身邊怎麼辦?”張治中曾在一次與毛澤東的會面時說了這句意味深長的話。 張一純在場親歷了整個過程,“那時我父親身體已經很不好了。”張一純是推著坐在輪椅上的父親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毛主席。
  “父親見到毛澤東說:‘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我黨內的好多老朋友,那些元帥都被打倒了,您老人家怎麼辦吶?’”
  張一純說,講到這時,原本是坐著的毛澤東站了起來,“他說,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們可以甄別嘛。”
  張一純對談話過程印象深刻,“我父親也站起來了。”但是站起來的張治中並沒有說話,“我看著他很沉悶,悶悶不樂。”
  在“文革”中,張治中的身體條件愈發不佳。“他主要是長期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沒有什麼很嚴重的病,只是長期不愉快,一直不舒服。”張一純說。
  1969年4月,一生沒有參與過任何派系之爭的張治中溘然長逝。



張治中 -受蔣信任

感恩知遇

感恩知遇的舊倫理觀,使張對蔣竭智盡忠,讓蔣歡心。
在張治中與蔣介石相處的歲月裏,張治中對蔣感恩戴德、忠心耿耿的史實不勝枚舉。正是由於張治中一貫把“士為知己者死”的儒家思想奉為最高信條,即便明知蔣的錯誤和終必失敗,寧可上萬言書,竭盡忠言,喋喋不休,也不願背離蔣。所以,蔣不僅對張的聯俄聯共主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而且能一貫賞識他、重用他。

不依戀兵權

不搞小派系,不留戀兵權,毫無野心,讓蔣放心。
在蔣手下,肝腦塗地願意為蔣盡其忠的不乏其人,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象張治中那樣一貫得到蔣的賞識、提拔和重用。張治中對蔣忠心不二只是蔣介石重用他的先決和必要條件,而張治中從不搞小派系,不留戀兵權,毫無野心,則是蔣重用他的另一重要原因。
在蔣介石需要時,張治中一次次挺身而出,為蔣弛聘疆場。完成任務後,又能一次次主動交出兵權。一方面表明了他對蔣要求軍人的“順逆之分”、“公私之辨”是體會於心,身體力行的;另一方面也顯示了他並不留意兵權,政治上毫無野心。對於這樣一位沒有絲毫個人野心的“忠臣”,蔣介石自然非常滿意。

國共和談的重要棋子

在國共和談中,蔣介石不得不倚重張治中

蔣介石在國共關系問題上從來就有自己的一定之規,即通過武力“剿滅”中共。但在戰爭未准備好之前,往往採用反革命兩手中“和”的一手,與中共進行和談,以爭取時間。而這種與中共周旋的重任,在1941年以後,每每落在了張治中的肩上。
就整個國民黨上層集團來看,張治中確實是一位比較合適的人選。早在黃埔軍校時期,張治中就“與周恩來、惲代英、熊雄等同志時相過從,曾為維護國共兩黨團結而努力。”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為了躲避參與對中共的軍事“圍剿”,在國民黨中央軍校教育長任上一呆就是十年,是“一位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民黨軍人”, 並且與中共及其領袖人物維護著良好關系。在歷次和談中,張治中雖然出於維護國共合作和國內和平的良好願望,但終究無法擺脫國民黨右派路線的桎梏,不論蔣介石每次重開和談的目的是什麼,他都一概離不開為國民黨著想,為維護蔣介石的反對統治著想,竭盡全力,以達到蔣介石的願望。在北平和談中,為把“戰犯”一條從和平協定中刪去,而不遺余力,就是為蔣介石打算的突出例證。因此,張的和談活動,在客觀上為蔣介石的反動政策出了力,幫了忙,成為蔣介石和的一手的重要工具。

張治中 -與共產黨關系

他和中國共產黨一直保持著友好的關系。早在大革命時期,他就同周恩來、惲代英等共產黨人建立了友誼。在黃埔軍校左右兩派學生的斗爭中,他是同情共產黨的,也曾經因此受到國民黨右派的攻擊。此後,即使在國民黨反共高潮中,他也沒有隨波逐流,改變自己的態度。抗戰時期,在重慶,他同周恩來等時相過從,對共產黨的了解也進一步加深。抗戰勝利後,他力主和平建國,並積極促成國共兩黨的重慶談判。1945年,張治中受周恩來委托,到新疆成功的解救了被盛世才監禁多年的100多名共產黨干部,使他們安全地回到延安,為共產黨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1949年,張治中作為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團長,到北平同共產黨代表進行和平談判,當雙方達成的協定被國民黨當局拒絕以後,他對國民黨完全失望了,接受了周恩來的懇勸留在北平,聲明同國民黨頑固派劃清界限,從此開始了新的生活。

張治中 -文革風波

文化大革命”發動時,張治中正在北戴河療養。1966年8月28日,張治中坐專車回京。可萬萬沒料到,回到家才兩小時,就接到組織上電話,說紅衛兵要上門破四舊,這顯然是“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的。
十年內亂中,張治中是始終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周密保護的,他是重點保護人物之一。他的住宅附近還有幾位保護對象,所以北京衛戍區特別在張治中住宅附近派一個營部、一個連,派在張治中家裏一個班長、一個副班長、一位戰士。
張治中是經得起考驗的。他雖然受到衝擊、迫害,但對黨的忠誠始終不變。1966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毛澤東笑問張治中:“紅衛兵到你家沒有?”張說:“去了。”毛說:“啊!你既不是當權派,更不是黨內當權派,他們到你家干什麼?”張治中回家後一再津津樂道,表示對黨中央毛澤東無限感激之情。由於“文革”的衝擊和迫害,張治中的身體很快垮下來。張治中臨終前半年,就是1968年10月17日預立遺囑。當時他的病已漸入膏肓,不能坐起執筆,於是在床上口授由秘書筆錄簽字。

張治中 -個人評價

張治中是中央軍將領中和共產黨交情最深的人。周恩來曾評價說:“這個人很復雜,又很簡單;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在為《張治中回憶錄》所作的《序》中說:“文白先生是同我黨有長期歷史關系的親密朋友,”“是國民黨方面始終堅持國共合作的代表人物。”“他為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所作出的重要貢獻,將世世代代為中國人民所紀念。”
張治中有著高度的愛國熱情和對國家民族的強烈的責任感。同許多愛國志士一樣,他早年也是抱著救國救民的宗旨投筆從戎的。他一向認為,守土為國是軍人的天職。每當國家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他總是挺身而出,擔負起自己的責任。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他當時任第五軍軍長,不顧國民黨統治集團的阻撓,毅然開赴前線,同十九路軍並肩作戰,並留下遺書,決心以身許國。8年抗戰期間 ,他始終堅持抗戰到底,直到最後勝利。尤其可貴的是,張治中從未參加國民黨統治集團發動的歷次反共內戰,是一位從來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民黨高級將領。

張治中是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他能順應歷史潮流,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

張治中 -個人影響

1949年4月1日赴北平,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擬定的《國共和平協定草案》為基礎進行談判。草案被國民黨政府拒絕後,他接受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真誠勸導,留在北平,並於6月26日發表對時局的聲明,投向光明。9月,他參與策動西北國民黨軍隊起義,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他熱愛祖國,追求進步,反對內戰,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為民族的解放和人民解放事業作出了貢獻。
張治中參加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開國大典,親眼見到了他所向往已久的新中國的誕生。建國以後,他擔任重要的領導職務,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他時刻以祖國統一大業為重,親自主持民革中央促進祖國統一的工作,為使台灣回歸祖國,他盡心盡力,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張治中 -著作

《張治中回憶錄》

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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